去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新规，对关注的“假精神病”和“被精神病”问题做出了明确的，即《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以实现防止和纠正犯罪嫌疑人“假冒精神病人”逃脱法律制裁和普通人“被精神病”而错误强制医疗的目标。
要解读这项政策，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所谓的“假精神病”，什么又是所谓的“被精神病”。这两个概念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情况也有相似之处，但在实践层面上，不论是问题的出发点还是具体表现，这两种现象都是南辕北辙的。
两种现象的共同点在于：不论是“假精神病”还是“被精神病”，当事人实际上都没病，两种现象的本质都是健康人被当成了精神病人。
但两种现象却有一个关键的不同，所谓“假精神病”，是健康人基于某种目标作假，故意伪装成精神病人他人，而所谓“被精神病”，则是健康人在不情愿的情况下，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从而被了某些，了不的对待。
为什么有健康人自己是精神病人？最常见也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借此逃避法律的制裁。依据我国法律，精神病人不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法院对犯罪嫌疑人量刑时，嫌疑人是否患有精神病，是必须被考虑在内的一个变量。
因此，对许多违法犯罪者而言，“假精神病”是一件大有利益可图的事情。不少人为了逃避，都会“装疯卖傻”试图医生，或是用行贿方式“打通关节”，为自己换来一个虚假的精神病鉴定证明。
在接受采访时，市资深检察官李松义曾经透露过一起几乎的“精神病”案例。在一起亲生儿子杀父砍母后又纵火的恶性案件中，嫌犯在所里打听了一些可以通过精神病逃避法律制裁的数，以前看过的电影也给了他一些这方面的“引导”。
在做鉴定的时候，他按照套演给了鉴定专家，结果真的“唬”住了专家们，让专家做出了其无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幸好后来他家里的亲戚反映情况，说嫌疑人“肯定没这种病”，这才给警方带来了新线索，而嫌疑人自知败露，最终只好承认了自己是有病。
“假精神病”的出现，与司法密不可分，那么“被精神病”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问题同样与司法工作密切相关。所谓的“被精神病”，当然不仅说一个人有病那么简单，一旦一个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扣上了“精神病”的帽子，等着他的往往就是的“强制治疗”。“被精神病”实际上是一种以非法方式他人的手段，而这一点，也在检察机关的职责范围之内。
“被精神病”的者们，理由千差万别。有人因为家庭矛盾受到家人的暗算，也有人因为工作问题受到单位的，还有人因为遭到当地的。
1995年10月11日，化工研究院仪表部职工陈淼盛被其所在单位送入精神病院；2008年9月15日，他猝死于这家医院的病床上。其间这漫长的13年里，他一直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中。最终，死者家属与单位对簿公堂，但对死者而言一切都已经太晚。
2003年，农民徐林东因为帮助同乡打官司，之后又替当事人，而惹怒了河南漯河大刘镇，结果大刘镇将徐林东“截访”回来之后，直接在未经精神坚定的情况下，将徐林东“关”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院。此后的6年半里，徐林东不仅失去了，还了数十次和电击，承受了等同于的“治疗”。最终，在的下，他直到2010年才得到了正规的精神病鉴定，被确定健康之后，他终于重获了。
2010年3月9日，济南男子李某的妻子吕某到济南一精神病院称其丈夫有精神病。第二天，精神病院4名工作人员乘出租车到李某家，欲将其带往医院治疗，并采取了用约束带的方式，将其从家中带出，欲将其塞入出租车带往医院。最终到达现场后，脖子上有痣代表什么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才解开了李元的约束带。最终，李某起诉吕某获得了赔偿，一个家庭也因此破碎。
如果说“假精神病”带来的问题是让逃脱惩罚，“被精神病”则是让的人，而这种现象的显然更加。
面对这些案例，“假精神病”和“被精神病”的问题，可以说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而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此次出台的文件中，也可以看到十分具体的解决措施。
为提高监督准确性，及时发现“假精神病”和“被精神病”，《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明确要求，人民检察院办理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可以会见涉案精神病人，询问办案人员、鉴定人，听取涉案精神病人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意见，向涉案精神病人的主治医生、近亲属、邻居、其他知情人员或基层组织等了解情况，向被害人及其代理人、近亲属等了解情况，就有关专门性技术问题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人进行鉴定，开展相关调查。
也进一步强化了检察院对精神病鉴定程序的监督工作。按照，检察院办理机关移送的强制医疗案件，发现机关对涉案精神病人进行鉴定的程序存在鉴定机构不具备资质，或者精神病鉴定超出鉴定机构业务范围、技术条件；鉴定人不具备资质，精神病鉴定超出鉴定人业务范围，或者违反回避；鉴定程序违反法律、有关，鉴定的过程和方法违反相关专业的规范要求；鉴定文书不符定形式要件；鉴定意见没有依法及时告知相关人员；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等六种具体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