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郑州市卫生局下发文件，各辖区筛查发现重性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千分之二。这个比例据说已经低于上级的标准。而在今年的筛查过程中，该市不少辖区都备感压力，有辖区相关人员表示，这样的量化指标根本难以完成，甚至不得不将一些轻微的疾病患者拉来凑数。（10月9日新华网）

　　今年7月，、黄菊自杀真相深圳等地接连发生多起病人持刀伤人事件，致使多人死亡，而目前我国患有疾病的人达1亿以上，重性病人达一千六百多万。鉴于重性病患者对社会的力与性，进行这样的筛查自然常有必要的，但郑州市将指标量化，并层层分解到各居民小区的做法却值得商榷，这种机械呆板的行政行为无疑有着“运动式筛查”及懒政思维的痕迹。

　　在郑州的筛查活动中，就有社区的医护人员表示出困惑：“总不能把没病的写成有病吧？”硬性的指标任务与合理的调查统计显然不是一回事，在郑州市卫生局将上级视为任务从而不择手段去完成时，已经偏离了部门行政行为中的科学要求。这种被官僚制裹挟的行政思维，不仅将一次本来属于利民性质的行动变成了谬谈，更使今后的相关工作陷入困境。

　　国际社会通行的重性病人标准是“有自己或他人的行为或”，这主要是从防范重性病人对社会潜在的性出发，将这些“人物”进行物理隔离与药物治疗。像郑州这样，为了完成量化指标从而将一些轻度病人划归为重性患者，势必在接下来的收治中形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如郑州某小区将一名因工头部受伤，后经常表现出忘事、发呆但并不影响正常生活的空姐也硬划入了重性病人的名单。

　　如果说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考核，那么这种凑数也就只是一时的敷衍，不足为虑，但如果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对病患者的防控与治疗要求，那么在随后必须得安排这些病人进入相关的防控救治体系，由专业机构给予治疗。但目前全国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注册科医师16383人，照此计算，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位科医师，如何能应付这些因满足考核指标要求而导致人数暴涨的“重性病患”？

　　在郑州市的这次筛查中，有病人家属曾问社区医护人员“登记了能有啥救助”，却并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和承诺，这也反映出相关的后续救助与治疗并没有切实可行的径和保障，那么这次筛查也就意味着只是一个极端化的“形象工程”，一项迎合上级考核的推进政策。同时，若社区的卫生治疗系统并未建立妥善，那么这种筛查与统计也就流于形式，因为没有一个健康完善的社会救助系统工程与之对接，使病人在筛查出来后有个合理的去处，最终负担仍然落在个人和家庭之上，一旦个体或家庭无力承担救治，则病患对社会的危害仍然不会消除。

　　郑州的这一筛查活动，既让人看到了行政思维中的荒诞不经，也让人看到了目前国内普遍存在的病救助系统工程的多处短板，为应付考核而勉强凑数固然，但更的还是在考核之后无法给病患全面的救助与保障性治疗，这样，病患者便只是“可汗大点兵”时一个个没有意义的人头数。